古蜀人是从哪里进入成都平原的？他们的迁徒经过了哪些地方？柏灌和鱼凫为何得名？彭州在古蜀文明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这些古蜀谜团，或许龙门“飞来峰”可以给出答案。
古蜀人的下山路线
相传，古蜀人是经天彭阙下山进入成都平原的。那么，天彭阙在哪里呢？《元和郡县志》记载：“垂拱二年于此置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又云：“县北三十里丹景山，旧志以为山莳牡丹，春时红艳照人，故名。其前为彭门山，两山对峙，悬岩绝壁，相去数百步，如门，即天彭门也。”
天彭门不是一道门，而是圣地。相传“云亡者悉过其中”，即意指人死后都要从天彭门经过，才能达到“昆仑”仙境，如中原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一样。能称为圣地之地当然不一般。天彭门以北崇山峻岭，以南却一马平川。
循着这样的图景，我脑海忽地出现古先人下山路线图：湔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
古蜀人走出龙门山用了多长时间？他们为什么要向平原进发？这样的路线图说明了什么？他们为何要沿着这样既定路线行进？
东临葛仙山４０公里开外的新兴镇又名海窝子，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的阳平观，成为海窝子声誉鹊起的至高点。阳平观环山临江，湔江两岸峰峦相视，乃古蜀国建都之所在。难怪连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也发出“蓬莱仙居，香城宝地”之喟叹。
三皇五帝时期，据说这里便立兴于世。可《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记》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
就像一粒粒种子，古蜀先民迁徙路线，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后人的文明路线。
柏灌和鱼凫的得名
这些文明迁徙的路径图系中，小鱼洞是一个重要的驿站。
据传，古蜀人自高山而下，在湔江河边落脚，以打猎采果为生，开始生活比较安稳，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山上的野物越猎越少，他们的生活又变得较艰难。为解决吃的问题，他们开始在湔江河捕鱼，湔江鱼多水大，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工具要捕到大量的鲜美的湔江河鱼必须要掌握河鱼的生活习性。善于水性，善于捕鱼往往能得到部落的推崇，于是鱼凫便应时而出。他不仅精于水性，而且掌握了湔江河鱼的生活习性。
每年在三四月份，缺少食物时就带领部落人到小鱼洞大量捕鱼，解决饥饿，固而获“鱼凫”美称，并被部落推选为领袖。
蚕丛、柏灌、鱼凫乃古蜀国早期三代“王”。《华阳国志·蜀志》载先民艰辛的历程：山地文明的先驱蚕丛羌翻岷山，沿雁门东岸，越玉垒，过九峰，进入四川盆地边沿。平坦肥沃的川西平原点燃了先民们在此耕作生息的渴望。
“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柏灌之名由此而来。
在历经柏灌王朝风霜雪雨的洗礼后，渴望土地的人们继续向四川盆地腹地进发，这支古羌族沿白水河、湔江顺流而下，至鸭子河源。
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族的这一部分，是从雁门关东岸的安山乡，沿着小溪，翻越高达四千多米的九顶山，进入今彭州北部的。彭州北端的大宝乡，正与汶川接壤。其间的白水河，从北向南，流入湔江。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当这支蜀族经过几代生息繁衍，人丁兴旺后，这些台地就显得太狭小了。暂时不能回到茂汶，就只能顺着地势向南前进，一直走到湔江中游，即彭州市小鱼洞一带。
《华阳国志》云：“鱼凫田于湔山”。这里的“田”应该用作捕猎之意。鱼凫作为古蜀部落领袖早期活动于彭州山区，后来才迁移到温江的万春镇。
小鱼洞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诱惑力的就是矿泉水滋养下的细鳞青尾鱼，这里的青尾鱼与湔江对岸大鱼洞的红尾鱼成为一景，这是小鱼洞镇乃至彭州百姓最为津津乐道的。
几乎每一个“小鱼洞人”都会背出有关细鳞青尾鱼的历代诗词。前有晋·左思和唐·杜甫，后有清诗人李调元、王培荀，及当代诗人汪德嘉等等。李调元欲求小鱼洞之美味挥笔写出《咏小鱼洞》“四里坡而下，有泉水淙淙。散为百斛珠，如米跳自舂。谅无额可点，徒与乖供饔。我欲批其鳞，窟深不可踪，恐触餮饕怒，叹息姑尔容”诗句。
据传王培荀是个捉丙穴鱼的高手，在旅居小鱼洞时题诗《拙鱼》：“山丰风云涌怒雷，相衔入网那知回？源深疑接银河水，不向天孙乞巧来。”并在诗后留下注解“出彭县西北七十里小鱼洞，其源有山，名琅岐；空中，深邃莫测，即弥蒙水也。中多细鳞鱼，极肥美。每风雷将雨，衔接而出，得其首出者，续了取以千百计，大者径二尺余。首出者惊脱，则余不复出。土人谓之拙鱼”。
“湔江南麓，鸭子河源，大小二洞宛然，水清见底，青尾、红尾两种鱼儿悠游其中；洞外湔江宽缓，野鸭嬉戏，怡然自得”。这该是一幅怎样优美的世间田园风景画？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蜀人自湔江顺流而下，向着文明靠拢，他们来到数十公里外的鸭子河畔。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地下沉睡千年，一醒震惊天下”的三星堆等辉煌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的“彭州烙印”
彭州市博物馆坐落于彭州市区内一处并不起眼之地，但这里陈列的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足可以震撼每一颗心，她们大多代表中国出国巡展。徜徉其间，你脑海里会蹦出一个词——伟大。
“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元代诗人汪元量盛赞彭州的诗句，今天解读起来，或许另有一番意境。像成都一样，偏安一偶的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可古蜀文明的每一个细小的节点都与之藕断丝连。
古蜀遗址，衬映广汉三星；商周重器，印证交通关联；画像砖石，再现汉代光景；阳平化治，道教中央教区；唐宋佛塔，蜚声梵刹禅林……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彭州在四川古代历史文化发展史上可圈可点。
巍峨纹阜，横亘西北境；九曲湔水，流溢东南界。作为一个县级市有如此“拿得起放得下”的历史，市内省内国内都不多见。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实者举轻若重。
特别是二十世纪数十年来，彭州发现的窖藏文物，其时代上溯商末，下迄明清时期，纵观上下３０００年历史，其窖藏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出土文物之精美，在中国亦属罕见。其宋代金银器窖藏被誉为“天下第一窖”。
专家们在作考证时，就是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辉煌，也不得不借助彭州的“窑藏文物”作重要参照。
青铜时代征战杀伐的社会演进历史中，兵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代表一个政权的军事力量及国家实力。蔚为壮观的中国古代武器库中，蜀式及巴蜀式兵器在借助中原与其他地区兵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及独异的风格。
彭州竹瓦街西周窖除出土多件青铜器外，亦有不少颇具特色的青铜兵器。致和乡东周窖藏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兵器则更为引人注目，因其浸淫在特殊的防腐液体中，至今保存完美，历经２０００多年仍光亮如新，凌厉兵锋，灿然可见。兵器及其他器物上的“巴蜀符号”，是迄今未能破译的千古之谜。
中国青铜时代，一些大型的盛酒器并非一般的生活物品，它们是当时国家政权的神器重宝，是重大国事活动中用于祭祀天地、礼敬百神、朝拜祖先的神圣“礼器”。
青铜礼器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产品。彭州窖藏所出之青铜礼器，其铸器年代在商末周初，埋藏时间或在西周末年，其与“望丛禅让”即蜀国政权的更替密切相关。硕大的形体、优美的造型与繁富的纹饰，反映出蜀地青铜器铸造的精湛工艺。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何以出现这千古神奇，是谁将宝藏深埋地底？
１９９３年在天彭镇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迄今为止是全国发现的最大的金银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金银器３００多件。堪称现代考古的重大成果，窖藏器物按类型与大小叠压套装，多用麻布裹缠，因保存手段高明，数百年之后，尤见金光灿烂，银光闪烁。
唐宋时期，是我国金银制品工艺发展的高峰期，宋代继承了前代的工艺并有所创新，在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之基础上，发展出了玲珑精致、奇巧俊美的特点。彭州金银器充分显示出这一特征。
国际史学界认为，从文化过渡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金属冶炼技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青铜文明，曾经不被国际史学界看重，直到成都平原的大型青铜雕像破士而出，吸引了整个世界的视线。巨大的青铜人像改写了中国的青铜文明史，令中国迈上了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而彭州出土的窑藏青铜器物，无不使这一文明锦上添花。
因为大约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古巴比伦人便开始铸造青铜器，提前迈入了青铜文明，而这时候的古埃及、古印度乃至中国还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迁徙的历史。古蜀人从龙门山系沿湔江、鸭子河进入成都平原，在走过刀耕火种、游牧生活、农业文明和青铜文明过后，一步步走向繁荣和昌盛。
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不仅开国时扑朔迷离，每个王朝最后的去向，也无人能晓，只留下一点点零星的蛛丝马迹，任凭后人猜测。
顺着岷江，从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古人显然注意到了河流的走向，根据北偏西方向和成都平原上的史前遗址，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他们在成都平原上生活的一幕幕。尔后，城市出现了，自然还是顺着河流的走向。
从成都平原数千年前的几大遗址可以看出，每隔２０多公里一座城邑，是最为科学的城市布局。
由于城市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Ｖ·Ｇ·Ｃｈｉｌｄｅ）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在河套地区，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都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起的最早的“城池”，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这意味着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来临。 |
发表于 2006-3-1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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