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VS温州人：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

della

　　显然，这样的设问并不科学。没有人会给出他们定量的分析，也就无从下结论孰优孰劣。只是历史记住了他们，宁波人与温州人，作为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创造了辉煌，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有相同必有不同。那么宁波人与温州人的“同”与“不同”各自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世界宁波帮大会与“世界温州人大会”——贵族化与平民化的不同

　　先说最近召开的世界宁波帮大会，宁波人也称之为“双纪念”活动，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同志关于“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发表20周年活动。单从名称上看，宁波的“世界宁波帮大会”比去年温州的“世界温州人大会”，就多了一些政治的色彩。

　　参加宁波的“双纪念”活动，内心徜徉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大会正式举行的前一天，组委会先安排了“宁波帮”建设宁波事迹成果展览开幕式。走进展厅，当你阅览着宁波帮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杰出的人才(宁波帮的工商巨子、科技精英等)、辉煌成果时，你的内心是何等的尊敬、肃严！宁波帮，或者是每一个宁波人心中的图腾！

　　但感觉宁波的这次活动多少有些沉闷。无论是新闻发布会、还是成果展览开幕式，进而到“双纪念”活动大会以及大大小小的论坛，全都是依领导级别或者影响力的高低，按次序发言，而没有自由的讨论与对话。活动举办者还给记者们发了通知，不得靠近主席台采访。而当记者们要求主办方帮助联系采访对象的时候，对方总是表现出极其为难的神情——因为所邀请的都是工商巨子或政要人物，实在不方便打搅。

　　笔者有幸也参加了去年10月在温州召开的世界温州人大会。尽管出席那次大会的领导在级别上不及宁波的大会，但会议气氛十分活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世界温州人的代表相聚一堂，在论坛上自由对话，台上、台下的发言互相呼应、诙谐幽默、谈笑风生。 记者们也受到了会务组的热请接待与积极配合，这让记者体会到了温州人的热情与豪爽。-

　　简略比较两个世界性大会，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波人更注重政治、历史与文化，更显贵族气；温州人更平民、更商业化。

　　向城市集聚与向农村渗透——城市情结与“骆驼精神”的区别

　　宁波人很自豪。因为宁波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占据了大上海的码头，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商帮。此后，宁波帮大多往香港和台湾发展，或者是移资海外；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生代的宁波帮也大抵是国内的佼佼者，通过留学等途径去往发达国家。宁波帮的走向正好应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原理。总之，宁波人都有一种城市情结(而且还是港口城市为主)。

　　而温州人则更多地体现了游牧民族的性格。温州人爱家但不恋家，热爱城市但不贪恋城市。160万温州商人遍布全国，创办3万多家企业，40万温州商闯荡海外。大西北开发，温州人率先响应。不但有德力西这种大集团在新疆介入客运与葡萄种植业，近日还有多位在新疆的温州人投入2亿元兴建五星级的新疆温州大厦。温州人不怕山高水远，不畏戈壁沙漠，就像耐渴的骆驼，总是穿行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而当他们经过的地方总会留下财富的种子。温州人身上有一种精神，一种坚忍不拔的拓荒牛精神或者叫“骆驼精神”。

　　比较宁波人与温州人的城市情结与“骆驼精神”，不难看出：宁波人得益于历史，得益于地利，使得他们一开始就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从航运、金融、制造等产业介入，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这使得他们更方便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宁波人的城市情结将使他们裹足不前；而温州人的“骆驼精神”，正是他们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像“地下游击队”似地向中国许多被人遗忘的地方渗透的原因。

　　“孤军深入”与“全民炒房”——个人英雄与抱团打天下的特征

della

温州人的炒房团前段时间几乎到处遭狙击，然而这并不能拆散温州人抱团的行为。温州人不但是老百姓一起炒房，产业的外迁也往往是“集体行动”。奥康去重庆壁山建立西部鞋都，众多配套企业跟着走；打火机，整个产业链往慈溪市迁移；合成革产业则整体迁往丽水；应对宏观调控，9家民企一联合就搞出个中国第一民间财团来。温州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钱大家赚”。追究起来，温州经济的原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借贷立了汗马功劳，而这，也是与温州人的抱团精神分不开的。

　　宁波人也说很团结，遍布各地的宁波同乡会组织就是一个象征。但是，有人说宁波人往往是在成功之后才会发起或加入同乡会等组织。宁波的企业，尤其是现在的本土企业，还是单打独斗的多。比如雅戈尔到上海，只是自己一家“孤军深入”，据说同是做服装的杉杉也到了上海，两家的联系是少之又少。

　　推究起来，宁波是诞生世界级工商巨子的地方。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包玉刚，拥有“东方好莱坞”的邵逸夫、“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毛纺大王曹光彪、幸福企业集团董事长的王宽诚等等，这些成功“宁波帮”老板的成功几乎从来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靠超前的预见能力，靠的是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而温州的大企业是靠许许多多的小企业“烘托”出来的。正泰集团新闻发言人曾经对笔者说，上海市给出很优惠的政策，希望正泰集团“迁都”上海。正泰对此说“不”，原因是正泰离不开上百家为他配套的小企业。

　　温州人的抱团精神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上。有一个例子说明温州的商会和行业协会有着很高的威望。庄吉集团的创始人陈敏原本是企业的董事长，为了全心全意当好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的职务，陈敏将董事长一职移交给他的合伙人郑元吉，而他自己在公司里只担任监事一职。待到几起反倾销事件浮出水面，温州商会的作用就更加彰显了(温州打火机打赢反倾销官司就是在温州商会组织下获得的胜利)。

　　当然，如果温州人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乡音乡情圈子，其抱团行为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头发空心”与“义庄”、“宗祠”——灵活狡黠与诚信低调的性格分野

　　认识温州人以前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说的是温州人很聪明，很灵巧，聪明通透得连头发都是空心的。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温州人逐利性太强，为了追求利润不惜搞假冒伪劣，说的是狡黠的一面。

　　当年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掀开了打击温州假冒伪劣产品的序幕，也带来了温州的质量革命。时至今日，随着 “质量立市”成为一个城市的口号，大部分温州人已经视质量为生命，积极主动举起品牌的旗帜。但偶尔还会传来一些不和谐音：劣质奶等事件损坏了温州商人的形象，时有发生的安全事件也暴露了部分温州人追求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功利性与目光短浅。

　　过去的宁波人赚了钱之后有两件事情是最乐意做的：一是修祠堂，二是建“义庄”。其背景是，清代以来，宁波帮商人在伦理精神方面，就已经表现出对“信”、“义”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执着追求。不但老一辈宁波帮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海外宁波人也深谙“诚招天下客”的经营之道。宁波商谚有“宁可做蚀，弗可做绝”的说法。这里不举包玉刚当年如何信守诺言，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还向日本订造轮船的故事，就是现代宁波企业也把诚信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宁波商人刻意低调，比如奥克斯的董事长郑坚江几乎从不接受记者专访、不参加各种论坛活动，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也是如此。然而，私下里他们都潜心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宁波人诚信、低调、务实的性格特点与宁波帮的历史一脉相承。

　　识天时得地利与积人和——借政治时势与利用人际关系的路径差异

della

宁波帮从萌芽到改革开放后现代本土宁波帮的重新崛起，期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纵观宁波帮发展的历史，宁波商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时势息息相关。如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上叶，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轮船航运业、银行业、工业等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同时许多宁波帮商人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成为当时及之后可以影响政治的重要经济力量。

　　与此相比，起初温州人的发展恰好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治。温州人非但不是朝着政治力量强的地方奔跑，开始的时候，10万供销大军往往是选择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带跑。温州的资本流向，往往不是朝着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高地”走，而是往往流向比温州经济更落后的地区，寻找的不是“天时”与“地利”，而是落后地区的“人和”因素。

　　即使在今天，当一部分成功的温州商人开始涉足政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官商关系，远非其它地方一些商人所达到的“如胶如漆 ”的地步。

　　亲善海外关系与出国“群居”——开放与“排外”的性格差异

　　宁波是港口城市，宁波人似乎天生就对海外以及西方文明有一种亲近感。近代宁波帮的洋买办、周游世界、遍部各地的航运商、水手，无不使这个群体深深浸染了西方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这种影响使得宁波人在改革开放后，首先想到的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所以，为外国人做代加工，就成了许许多多宁波民营企业的一条捷径。如今宁波经济的外向度高达80%，出口依存度高达56%。

　　虽然海外40万温州人的数字大大高于海外宁波人的数字， 但温州人对西方文化并不崇拜，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温州人即使在海外也是以“温州村”、“浙江村”这种形式而“群居”，而不是把自己“打散”了分布于海外同胞之中。而一个海外“宁波帮”朋友则告诉记者，他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特意挑选在中国人生活区与美国人生活区的边缘地带，为的是更好地融入美国的社会与文化。

　　都说温州人“排外”，温州的外资不多。其实，说温州人主动性不够是恰当的，但说“排外”并不贴切。温州地少人多，温州的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活力尚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温州以内原性的发展模式为主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温州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温州经济的发展要接受全球化的挑战，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必须走出去，这是大势所趋。一批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已经开始与国际公司握手，并进而向美国纳斯达克冲刺了。而海外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走出“温州村”，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宁波人与温州人，许多的“相同”与“不同”创造了同样令人尊敬的社会财富：仅以2003年为例，宁波市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769.9亿元，财政收入330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4277元；温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20亿元(不包括在浙江省外创业，创造了600多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成绩)，财政收入152亿元，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035元。

　　一幕幕风格炯异的财富制造剧，创造了同样令人骄傲的成绩。宁波人与温州人，将在更加激烈的商战中竞风流！